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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编制和实施“十五五”规划，对于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构建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合，增强国家战略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健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强化规划衔接落实机制，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作用，增强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实施支撑作用。健全专家参与公共决策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

　　国家战略规划鲜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发展的价值观和根本政治立场，同时也规划了我国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国家战略规划以人民需求为基础，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展开。从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到追求温饱、全面小康，再到党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国发展目标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变化。从“一五”计划到编制“十五五”规划，我们始终以具体项目推动发展、配置资源，落实到人。

　　国家战略规划清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独特方式和独特优势。以“十四五”规划的编制为例。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规划建议后，国务院“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在前期大量工作的基础上，全面对标对表中央建议精神，起草形成纲要草案。在纲要草案的编制起草过程中，国务院“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研究讨论纲要草案。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开展200多项重大课题研究，组织各地区、各部门和中央企业等研究提出拟纳入纲要的主要目标指标和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工程项目，召开系列座谈会听取部门和地方意见，赴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等单位听取专家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开展“十四五”规划纲要问计求策活动，听取社会公众意见建议，并线多份。此外，通过召开座谈会，收到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300多条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整个过程体现出民主性和合法性。

　　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要妥善处理好“统”与“分”的关系，正确解决部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偏好与总体偏好的关系。

　　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要协调好“条”与“块”的关系，正确处理好中央部门与地方部门的关系，避免出现合成谬误、效果对冲、资源浪费。

　　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要精准把控“收”与“放”的关系。将国家战略规划实施情况纳入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探索实行规划实施考核结果与被考核责任主体绩效相挂钩。党中央提出，既要“放得活”又要“管得住”。

　　国家战略规划指导我们开展具体实践。要健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明确各项规划的定位、边界，强化规划衔接协调机制，增强政策取向一致性。探索行之有效的规划落实机制，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正确认识国家战略规划的重要政治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分阶段、分领域推进的，实现各个阶段发展PG中国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目标、落实各个领域发展战略同样需要进行顶层设计。进行顶层设计，需要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使制定的规划和政策体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做到远近结合、上下贯通、内容协调。

　　每一次出现重大科技原创成果，人类的行为模式都会发生根本性改变。1776年，瓦特改良蒸汽机；1831年，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66年，西门子发明发电机；1946年，人类历史上第一台现代电子计算机面世；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首次提出“人工智能”一词，现在人工智能已经为我们所熟知。

　　“十四五”时期，人类社会正从工业社会向数字社会转变，数字全球化快速发展，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世界秩序重构的阶段。从总体发展趋势上看，人类社会进入第二次质变的突变期。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同年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第一次质变发生在1776年前后，当时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瓦特改良了蒸汽机，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社会运行的经济规律、政治规律等都有质的不同。

　　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面临质变突破的关键时期。第四次工业革命丰富发展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材料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等正在相互交融、相互赋能，推动生产力水平快速发展。认知科学的发展开拓人类思维边界，带动思维方式的革新。一方面，人类的思辨能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技术范式发生革命性变革，同时科学范式、社会范式、经济范式等也都在改变。全球范围内的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科技创新生态正在发生根本变化。在编制“十五五”规划时，我们要注意这一重大变化，跟上时代发展的需求。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以科学范式革命为例，如果不会使用人工智能，则必将被时代淘汰。从产业领域看，统筹推进城市地下空间合理开发利用，充分挖掘地下空间资源潜力；推动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安全健康发展。

　　当前，我们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成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快速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未来我们要继续探索，领导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完善法律，调整宏观政策，维护国家数字主权。

　　推动世界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我们要有“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历史担当；另一方面，要注重人才“引进来”“留得住”“用得好”，最终实现共荣共生。我们要建设和合融通的世界，增加国际公共产品，做大世界市场。

　　第一，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关键词勾勒了我们发展的历程。“十五五”时期，要把握场景驱动创新。当前，行业边界越来越模糊，场景逐渐替代产品，成为驱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关键要素。我们要以数据、算力、算法为抓手，驱动新质产业、服务、文化进入社会大生产中，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第二，加快推进软性基础设施建设。面对服务经济、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必须提升软性基础设施地位，以标准化建设和合格评定引领技术进步和质量提升，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把好方向。破解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的世界性难题。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提倡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市场。芝加哥学派强调市场机制，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以应对有效需求不足、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苏联模式主张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我们提出“相机抉择，开准药方”，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国内看，要构建“以产权为核心、以合约为抓手、以信任为基石”的新型监管模式。从国际上看，中国对外投资和援助策略，应将重点从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体的互联互通，逐步转变到企业家和商业文化的共建互通上。

　　第三，加快铺设数字社会基础设施。数字社会基础设施共分为四类，一是技术性社会基础设施，二是制度性社会基础设施，三是安全性基础设施，四是传统社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建设公共数据资源池，推动数字技术开源，形成数据充分共享机制，构建引领世界、连接全球的数字社会治理体系。

　　第四，构建创新驱动、五维赋能联动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新模式。创新是原动力，亚里士多德提出“第一性原理”，这一概念源于其哲学体系的“四因说”，即质料因（构建元素）、动力因、形式因（结构）、目的因（功能），我在此基础上提出第五大方面，即使命或任务。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就要强调创新、产业、生态、社会和治理的协调融通。

　　第五，产业变迁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要从技术、管理、制度、文化、标准构建等五个方面打造数字产业生态。通过研究文科叙事、理工科叙事之间，叙事词汇、方式的对接，打通各领域之间的界限和壁垒。维特根斯坦说，语言即世界。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与我们使用的语言密切相关。胡适说，世间的争论，十分之九都是名词的争论。剩下的那十分之一，也只是名词的争论。可见，统一叙事词汇、方式十分重要。我们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建设中打通各领域叙事模块。

　　“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继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协同建设基础设施，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年规划编制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需要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规划编制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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